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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旗曾经救下无数中国人性邪恶党命

  二战过去多年,的依然令有余悸。在眼中,带有钩十字的鲜红党旗也是的象征,着那段的历史往事。然后,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战争期间,一面在南京城内展开的旗,非但不是为了害人,反而成为中国人的“救命符”,救下了数百条生命。

  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的战争年代,仍有未曾的与善意,即使力量有限,微弱,却是洞穿幽冥的崇高存在。

  一对中国的母女,地低着头赶,在过小粉桥的时候,她们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一队日本兵从对面走了过来。

  彼时的南京,城已陷,人已乱,,如同。一名日军士兵很快发现了那对中女,他加速走了过来,直接拉着女儿的手,往旁边的一幢小子里拖。母亲一边哭着哀求,一边拉着日本士兵的手不肯放。然后她被一脚踹倒在地上,旁边的日本士兵端起枪,周围的人都不敢作声了。

  就在那个女儿快被日本兵拖入小屋的时候,一个人突然冲了过来,用英语大声喊:“停止!邪恶党

  因为那个人,身穿军装,头戴德式钢盔,腰里别着一把,最关键的,是他的手臂上佩戴着“卐”字的袖章。

  僵持了一会儿,日军士兵吃不准对面这个“盟友”到底是何来,最终决定放弃,掉头离开。

  这一幕,来自“”幸存者汤英的回忆。那个半杀出来的人,叫约翰拉贝。

  拉贝早年丧父,所以只念到初中,就出去做了学徒。因为老板的推荐,他去了一家在非洲莫桑比克的英国,在那里,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

  1908 年,拉贝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途——作为西门子的一名雇员,他被派往中国工作。1911 年,拉贝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电讯台,后来又在上海另建一个新电讯台(一直到拉贝1938 年回国,西门子一直享有中国海军使用西门子电讯台装备的垄断权)。

  在中国,拉贝去过沈阳、、天津、上海等地,因为在中国经商的关系,他可以说是一个“中国通”了。

  1931 年,拉贝在中国南京定居下来。他的身份之一,是西门子的南京代表处负责人,负责经销通信器材、防空系统、电话系统、交通材料等,兼任商人协会会长、校长等职。同时,他还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党驻中国南京分部的副部长。

  拉贝在南京的家,位于广州小粉桥1 。那是一幢带院子的小楼,也是党驻中国南京分部的办公地。拉贝当时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小粉桥1 ”这栋小楼连同院子,会在六年后成为中国难目中最安全的天堂。

  1937 年12 月13 日,的首都南京陷落。在之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罕见的,在南京这座古都的各个角落里每时每刻发生着。那个以文明和自律而自豪、所谓“武士道”的军队,上至军官,下到士兵,如同里爬出的万千,用突破人类想象力和耻辱度的行为,不断冲破人类文明的底线。当然也了约翰拉贝。

  在小粉桥1 那栋小楼里,的拉贝开始将自己在南京城的所见所闻,写成日记:

  开车经过市区,我们才晓得的巨大程度。车子每经一二百米就会轧过尸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尸首。我检查过,是从背后射进去的,很可能是老百姓在逃跑时从后面被的。

  我开车到下关去勘查电厂,中山北上都是尸首……城门前面,尸首堆得像小山一样……到处都在,有些就在面前的军营里进行。机枪声响个不停。

  在清理安全区时,邪恶党我们发现有许多平民被射杀于水塘中,其中一个池塘里就有30 具尸体,大多数双手被绑,有些人的颈上还绑着石块。

  我到放尸首的地下室……一个老百姓眼珠都烧出来了……整个头给烧焦了……日本兵把汽油倒在他头上。

  一个漂亮女子的母亲向我奔过来,双膝,不断哭泣着,哀求我帮她一个忙。当我走进一所内,我看见一个日军地趴在一个哭得声嘶力竭的少女身上。我立即喝住那个的日军,并用任何能够让人明白的语言向他呼喝。他丢下一句“新年快乐”就逃走了。他逃走时,邪恶党仍然是,手中只拿着一条裤子。

  翻开期间拉贝的日记,有很多是写给日军指挥官和的信,信中详细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的,“”“砍头”“”这些名词几乎了每一页。

  但是,日本人又怎会听得进拉贝的意见?表示一声“非常遗憾”,已经是最礼貌的回应了。

  一开始,只是拉贝家附近的邻居躲了进来,再后来,“躲进拉贝家就没事了”这一消息开始迅速传开,四周的难民开始向拉贝家——只要能有一丁点地方空余,拉贝来者不拒。

  最终,拉贝家那不大的院子里,一共收纳了600 多名中国难民。那时正值寒冬,拉贝在院子里给他们搭了芦苇棚,铺了稻草。据当年住在拉贝家院子里的丁永庆老人回忆,天冷后地上潮湿,拉贝给难民们每人都发萝卜根,让他们煮着吃祛湿。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拉贝努力给院子里所有的难民每天一人发一小杯米,一个星期发一次萝卜根和蚕豆。

  “我知道很少,但我已经尽力了。”拉贝对他们说。每一个在拉贝家院子里出生的中国新生儿,都会得到拉贝的礼物——男孩10 美元,女孩9.5 美元。不少中国父母就把男孩取名叫“拉贝”,女孩取名叫“朵拉”(拉贝的妻子的名字)。

  1938 年的新年,拉贝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得到了一份预料不到的再好不过的圣诞礼物,那就是600 多个人的性命。”而对于难民们来说,能住进拉贝家的院子,不仅仅代表着可以满足温饱,保全家庭,更重要的是能够保住性命和免遭羞辱。

  幸存者汤英至今都忘不了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那天晚上,拉贝正好外出,有三个日本士兵从拉贝家院子的围墙外翻了进来,寻找“花姑娘”。当日本兵用刺刀顶着一个中国女子要推出围墙的时候,拉贝正好回家。“喇叭先生回来了!”所有的难民齐声大喊——他们一直把“拉贝”喊成“喇叭”。拉贝像一头怒不可遏的狮子一样冲了进来,对着日本士兵用英语大吼,叫他们滚出去。日本士兵看着拉贝手臂上的标志,尴尬地想从大门走出去。但拉贝不允许——他要求日本兵从什么地方爬进来,就从什么地方爬出去。日本士兵并不想在中国人面前,要从大门走出去,于是拉贝大声吼叫着,拔出了。三名日本士兵只能乖乖地从围墙上爬了出去。

  日本兵翻围墙的事其实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拉贝让难民门组成巡逻队,一发现有日本人翻墙进来就吹哨子,然后他就奔过来。每一次,拉贝都不允许日本兵从大门走出去,必须翻墙回去。随着投奔拉贝的难民越来越多,他也越发意识到自己这栋小楼对难民的重要意义。

  在拉贝家的院子里,有一面很大的旗帜,那是他和家人一起用床单做的。当初放这面旗帜是为了让日本飞机看到不要投下,后来是希望所有的日本人看到后能够“绕道而行”,放过里面的难民。

  早在南京战开打之前,拉贝就和南京城内20 多名外国人,谋划成立“中立区”,战争爆发后出现的大批难民。

  在日军攻城前,拉贝的、同事包括的官员,都劝拉贝快点离开南京,但拉贝不肯。

  “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时代都在这个国家愉快度过,我的儿孙都出生在这里,我的事业在这里得到了成功,我始终得到了中国人的厚待。”

  一开始,拉贝和他的外国同事担心的,其实是中国溃败的军队会带来很多麻烦,在他们看来,“一旦日军接管南京,一切就将变得安全有序”。

  12 月15 日,拉贝还在自己的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我们在宁海的米铺于12 月15 日遭到了日本士兵的,他们买走3 袋米(3.75 担),只支付了5元钱。米市的现行价是每担9 元,这样,日本军队共欠国际委员会28.75 元。”

  在经历了这个日子之后的6 周,拉贝如果回看自己当初写的这篇日记,估计也会对自己当初对日本人的期待而感到幼稚可笑。虽然成立了安全区,但在已经失去人性的日本军队面前,拉贝深深感到了自己的无力。

  位于安全区内的金陵女子大学,三天两头被开着卡车前来的日本士兵侵入,他们抓女老师,抓女学生,抓一切女性,有时甚至在现场就对她们实施。哪怕是在安全区内的民宅和商店,日军士兵也是说进就进,说抢就抢,有人,说杀就杀。

  有一次,拉贝答应1000 多名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进入安全区,他以为《国际法》会有效,就通报了日方,说中国有一部分士兵已经放下了武器,应该得到“战俘”的待遇。结果日军表面答应,随后冲进安全区,当着拉贝的面绑走了这1000 多名中国士兵,随后拖出去全部枪杀。

  无奈之下,拉贝一度只能穿上军装,戴上袖章,然后凭借个人的力量在安全区的街头游走,帮助一切可以帮助的中国人。据幸存者李世珍回忆:“有一个家族里的37 个人,被日本兵抓住了,全被绑好了跪在地上。(日本兵)准备砍头的时候,拉贝刚好经过,他就和日本兵交涉,最后把这37 个人都带走了。

  无论如何,安全区的设立,毕竟给当时一般的南京保留了更多的可能。拉贝四处奔走,利用党的身份和多重力量向日本方面施压,最终日军打开,允许安全区能运进粮食等生活必需品。

  在拉贝后来写给的报告中,他这样说:“日本人有和刺刀,而我……只有党标志和我的袖章。”

  1938 年2 月,应西门子的要求,拉贝还是要回国了。拉贝回国的时候,还将一个中国飞行员乔装成佣人,转道上海送到。而拉贝回国有自己更重要的目的:他想更多的中国人。

  回到后没多久,拉贝就开始给写信,提交关于的报告,并在放映他拍摄的反映的一些电影和展出照片。

  在的“教育”下,拉贝只能写信给做出:“我将谨遵此项(指不得做报告、出书、放映有关日军南京的影片),因为我并无意和的政策以及唱反调……坚定地和于您!”

  1945 年,战败,因为的身份,拉贝先后被苏联和英国,甚至被投入了。

  1946 年,在拉贝完全没有参与的后,同盟国法庭宣布他无罪。但是,那个时候西门子已经同拉贝解约了(应该和拉贝的身份有关), 岁的拉贝开始衣食无着,生活拮据。拉贝开始当一个拆卸搬运工,每天工作12 个小时,生活艰辛。因为缺钱,他甚至开始典卖从中国带回来的瓷器。

  中国人没有忘记拉贝。曾经被拉贝过的中国难民都站出来为拉贝说话。一位叫伍正禧的人说的话代表了大家的观点:“不管拉贝是不是一个,都改变不了我们对他的看法,因为他是我们的救星。”

  1948 年,当时的南京国民和一些南京市民,开始每月给拉贝寄钱和食物,南京国民甚至承诺:只要拉贝肯来南京,将终身为他提供住和养老金。拉贝曾回过两封信,表示南京的友好支援使他得以重新树立起对生活的信心。

  拉贝的身后事,也让人感到有些凄凉。拉贝的墓地位于威廉纪念堂墓地。1985 年,由于墓地租用到期,无人续租,管理部门便拆除了拉贝的墓碑。中国方面曾与市多次沟通,希望能将拉贝墓地列为历史名人墓地予以免费保留,但被婉言。

  2005 年,一群中国留学生自发捐赠,为拉贝塑了一座雕像。后来,拉贝的长孙托马斯拉贝与中国驻德联系,希望能在拉贝墓地的原址墓碑。为此,南京市特批105 万元作为专项资金,用于40 年墓地租赁和墓碑的制作及运输费用。

  2013 年12 月11 日,在西郊,拉贝墓地的落成典礼。中国驻德大使史明德在典礼上表示:“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是为了共同缅怀中国的朋友和,是为了共同回忆那场战争给世界造成的空前,是为了共同纪念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为捍卫人类和赢得世界和平团结奋战的历史。”

  在1937 年的南京,贝拉家院子里的中国难民,称他们的为“活”。而贝拉可能更喜欢后人给他的另一个称:中国的辛德勒。

  但同时,他也是矛盾的。矛盾的根源,在于他的身份。按照埃尔温维克特所著的《约翰拉贝——南京的》一书中的说法,拉贝在1934 年为了在南京给西门子员工的孩子建一所德语学校,为争取经费才加入了工人党(即的前身),但事后的各种信件表明,他对还是忠心耿耿的——当然,当时像拉贝那样被的人成千上万。

  但同时,他在1937 年南京城中的所作所为,却一点都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和拉贝一起在安全区工作的美国医生威尔逊甚至感慨:“因为拉贝,我居然开始对有点好感了!”

  但也正是因为的身份,拉贝:一方面,他必须忠于自己的身份,将对的压抑进心底;而另一方面,在战后清算时,他又因为曾经的身份而受到。

  1946 年,宋美龄邀请拉贝出席远东军事法庭,以证人的身份为,考虑再三,拉贝还是了。

  那一刻,拉贝应该是痛苦的:自己希望得知的丑径终于得到,但因为的身份和对所谓“元首”的承诺,他却不能甚至不愿成为证人。

  好在,《拉贝日记》还是完好无损地被他保存了下来。经后人公布,那些翔实客观的记录,成为日本人在南京的最有力之一。这个关于拉贝的故事,感人却又耐人寻味——原本象征旗,却一度成了无数中国人的,而拉贝一边行着礼,喊着“嗨!”,一边救下一个又一个即将遭受的中国人。

  但事实上,也不用如此纠结。无论拉贝是不是党,无论他内心是否真的认同的,但在1937 年,在南京,在那一个个真实的时刻,拉贝放下的是头衔和身份,遵从的是自己的内心——一个善良人的内心。

  在南京那段让人不回忆的日子里,拉贝和很多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士一样,展现的是普通却又伟大的情怀,展现的是人类面对和而被激起的善良和抵抗——在拉贝的身后,还有魏特林、辛德贝格、鲍恩典……还有后来的,当时日本第十六师团二十联队上等兵东史郎。这些人用文字、、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了当时军团的那些,如山,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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