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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即时文化时代囚徒:《日本世相》系列的记录

  展读日本著名记者斋藤茂男的《日本世相》系列,经常为其记录时代特征之充实和预言未来之精准而感到钦佩。

  斋藤茂男1928年生于东京,从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后进入日本共同通信社。作为部记者,斋藤的报道触及教育、职场过劳、离婚潮等多方面的问题,就职期间多次以勤奋而出色的报道业绩荣获日本记者会议、日本记者俱乐部和日本新闻协会等项。斋藤著述极多。1982年12月,他出版文学作品《妻子的思秋期》,了《日本世相》系列的采访与写作。该系列在此后十余年后中扩展至12卷,并由岩波书店于1993-1994年汇总出版。

  其实斋藤早已于1988年从共同社退休,但依然笔耕不辍,除《日本世相》系列之外,还陆续推出了6卷本《斋藤茂男采访笔记》和《现代的世相》等作品。据日本知名非虚构作家和记者镰田慧回忆,直到因罹患重症失去意识的五天前,斋藤仍不失其记者本色:“面对是否要向病人宣告癌症而犹豫的医生,斋藤茂男说‘作为一个新闻记者需要知道’,希望医生说出看到的真实病况:还剩下多少时间,还能进行多少工作,采取保守疗法有多少种选项,以及医生过往经验,等等。他像采访一样,微微弓着身,着对方,倾听发言,并一一记下笔记。提问结束后,他把笔记本塞进口袋猛然起身。”他贯穿生命始终的求真和职业令人动容。

  率先被译成中文的是《妻子的思秋期》和《饱食穷民》,分别为《日本世相》系列的第1和第4卷。这两本书在日本出版至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饱食穷民》出版于1991年),但与当今世界若合符节之处甚多,读来绝无陈旧过时之感。

  《妻子的思秋期》

  《饱食穷民》

  “当‘普通女性’成为‘事件’”

  日本著名学者、女性主义理论及运动的人物上野千鹤子在一篇评论文章《当“普通女性”成为“事件”》中,高度评价了《妻子的思秋期》的选题和写作:“斋藤的报道在新闻行业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于他让‘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成为‘事件’,呈现在大众面前。这一行动的意义,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这本书中,斋藤聚焦于家庭主妇群体,他的采访对象多是企业高管、工程师、银行家的太太,看似生活优渥,并无烦恼,却由于痛苦的婚姻关系坠入深渊,终日借酒浇愁,甚至发展为重度酒精中毒。《饱食穷民》一书的第三部分“的女人”也以“拒食、过食症这一女性特有的疾病”为切入点,了繁华中部分女性充满“荒芜和闭塞感”(上野千鹤子语)的内心世界。即使在女性主题作品汗牛充栋的当下,杰作仍不多见,所以用尖锐细腻笔触描绘女性心灵与命运的“那不勒斯四部曲”才会界范围内激起巨大的回响。作为一名年长男性,斋藤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便对被称为“的”的普通女性世界投以深切关注,将表面庸常无趣的私人生活于领域,并从结构和的角度探索这些女性陷入困境的原因,的确是可贵的尝试。

  事实上,斋藤最初的目标并非主妇,而是促进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各行业男性工作者。但他的视角在“滚雪球”式的追踪采访中发生了转换,“‘日本企业群像’慢慢被推到远景的上”,而家庭主妇逐渐进入视野,并取而代之,成为斋藤笔下的主角。斋藤曾经坦白:“……女性的状况和男性的状况紧密相连,也和企业以及整体状况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具有和国际事件相匹敌的重要性,这是我之前从未想到过的。过去我只是简单地把‘女性问题’当成女人们自己的问题来看待,过于轻视了。”

  斋藤及时扭转,不仅将此前无人问津的主妇群体置于聚光灯下详加体察,还在考察夫妻生活时勇敢地打破禁忌,探讨了在男女关系中占据的重要。上野千鹤子特别指出,男性记者竟能做到令“(女性)采访对象打开谈论这样私密的话题”,斋藤高超的采访技巧和为实现深度所付出的心力可见一斑。

  更为难能的是,斋藤还敏锐地注意到家庭主妇为日本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尽管这贡献的成本十分高昂:“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正是因为女性在家里扮演主妇角色,把家里经营得很妥当,男人们才能在外心无旁骛地打拼,实现自己的事业抱负。甚至可以说,让全世界的日本的高效生产力,以及快速的经济增长,都是以女人们难以描述的和寂寞为代价,才一步步实现的”(《妻子的思秋期》第80页)。上世纪80年代,工业化狂飙突进,中产阶级全面崛起,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女性的境况并未因此改善,反而在大好景气的映衬下愈显苍白空洞。在斋藤看来,“人应该怎样活着,以及让人活得有的是什么样子”(《妻子》第3页)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一个将大量女性“工具化”,其劳动价值却极少加以认可和补偿的显然与理想相距甚远。这恰恰是斋藤着力和描画的现实。

  “思秋期的妻子们”

  通过多年的采访,斋藤茂男建起一座都市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群像。虽然存在年龄和出身等方面的差别,并且他选择的案例多罹患酒精中毒和厌食症等奇异病症,多少给人猎奇之感,但他仍捕这些受访者的共性,并由此出发“刻画出具有普遍性的‘样貌’”(上野千鹤子语)。

  斋藤的受访者无一例外于泥沼般的婚姻关系中,与丈夫感情不睦,又无工作和爱好排遣,“当丈夫出征企业前线时,妻子在大后方的家里承受着种种悲苦”(《妻子》第2页)。不过,尽管这些女性处于弱势地位,但她们对自己的困境不乏的体认。一位受访者表示:“我脑子里明白,‘女人是男人活着的陪衬’这种说法太荒诞了,可我内心深处又执拗地认为,‘无论何时,服侍丈夫都是妻子的职责,做不到这一点的女人就是差劲的女人’,这种想法怎么也挥之不去”(《妻子》第71页)。还有受访者承认“会给自己设定‘妻子应该这样’的画像,努力把自己嵌入画像里,但人总有情绪波动,不可能与想象的完全融合,即时文化于是两者之前产生了差距,像时钟‘嘀嗒’一样,总在耳边”(《妻子》第49-50页)。换言之,她们被崇尚男尊女卑的和的意识左右拉锯,又因为得不到家庭和系统的妥善支持而无力“从依附属性中得到解放”,继而产生自毁倾向。在性别平权观念极端落后的日本,上世纪70-80年代的大量日本女性被否决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这一现象即使在今天的日本也颇为常见,许多父母认为没必要过多投资女儿的教育),也不被职场接纳(当时的女性就业率不到60%),被量身定制为某人的妻子,在逼仄的人生空间中按部就班成为“无法进入统计数据”的家庭主妇,完成相夫教子的后便在被公共生活和的压抑中度过余生。

  更可悲的是,婚姻往往并非主妇们的避风港,相反却成为她们的痛苦之源。斋藤认为,除了男权至上的和文化因素,性别教育的失败也应为这一局面负责:“在日本,孩子从出生就被男女有别的思想,不论是玩的玩具、孩子们的游戏、还是看的戏剧、电视节目,都在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他们。日本人进入青春期后,都用既定观念看待异性,而不是想着大家都是人,想着以互助互爱的人性去理解对方。……我们国家在培养孩子如何、如何与异性相处这一点上,完全处于未脱贫阶段,而且在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妻子》第176页)。女性自幼受刻板性别意识的规训,“贤妻良母”的如锁链缠绕终生。而父权体制下成长的男性对婚姻的想象和理解无比贫弱畸形,以至于他们组建的家庭、与妻子和子女的相处模式也只能是先入观念的延续。斋藤收集了不少自称被“无数的(价值观)”的男性案例:“和妻子之间的男女关系、日本传统家族制度的残渣、学历的负担……在他肩上的大山太多了。他原本希望女儿按照他规划好的线长大,大学毕业,找个名门子弟结婚……现在就一味责怪女儿为什么要脱离的轨道,毁掉他辛辛苦苦攒起来的名望”(《饱食穷民》第257-258页)。由此可见,以男性为尊的规范以不同形式和程度对两性双方都形成了,没有一方是赢家,每个人都在承担性别不平等的。斋藤做出的男性应及时“接收女性的(不满)信”并加以反思的呼吁,与三十多年后的“HeForShe”等平权运动的旨发生了巧妙重合。

  另一方面,上野千鹤子认为“思秋期的妻子”并不会存在。她指出,随着经济高速增的结束,全职主妇这一特殊群体的人数将显著下降,“思秋期的妻子们是时代和代际更替的转换期的产物。时代没有朝着向大量生产思秋期女性的方向发展。”的确,在男性中心意识形态依然盛行的“东亚三国”,婚姻已不再是许多女性的生涯必选项目。截至2015年,有七分之一的日本女性在50岁前从未结过婚;而在35-39岁的女性中,这一比例更高达近四分之一。在韩国,年轻女性的独身意愿日益高涨。2018年,在20岁至44岁的人群中,%没有约会对象的女性表示她们选择单身。有认为,到2035年,将有三分之一的韩国女性终身不婚。在中国,结婚率与生育率也逐年下降,“不婚不育保平安”成为公开的接头暗,用于年轻女性对婚育的强烈拒斥。还有越来越多的女性采用冻卵的方式推延结婚生子的时限,甚至有未婚女性选择通过银行受孕,独自抚养孩子,将婚姻的必要性一笔勾销。即时文化

  然而,正如斋藤在书中所指出的,许多年轻女性虽然长辈的生活方式,但其思维模式仍然难以摆脱“女人”这一标签的管辖:“思秋期依然存在,只不过是换了个形式,甚至隐藏得更深了”(《妻子》第225页)。对婚恋敬而远之固然是勇敢的,但有时也会滑向斩断与异性对话的通道,或将所有男性归于加害者的极端。这种心态不仅使两性冲突更加难以调和,也弃绝了享受美好婚姻和爱情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女性的自立自强无需建筑于“仇男”和“恐男”的情绪之上。不过,如何为自己在亲密关系中争取更广阔的空间确实是女性终身都需要面对的课题。对此,斋藤提出两点:“首先就是要怀疑、地思考所追求的所谓女人味。女性为什么必须保持美丽?保持美丽是为了谁?为什么女性要瘦得弱不禁风?为什么满街都是化妆品的?首先需要学会怀疑。其次必须要认识到,女性自己的心灵和的主人只有女性自己”(《饱食》第216页)。这样的话今天听来也并不过时,值得当代女性珍视、记取。

  “的时代囚徒”

  斋藤茂男撰写《日本世相》系列的出发点是探讨“资本主义与人类的关系”:“大下,我们眼前一片繁荣,但只要稍微切换舞台,就能看到各类被异化的群体,他们深受各种打击。”像《妻子们的思秋期》一样,《饱食穷民》也将目光投向“身心失衡”的普通人,刻画他们在奉竞争和效率为至高无上原则的体系中困顿挣扎的。

  该书的第一部分“饱食穷民”讲述了一批证券销售员被销售指标所迫,陷入借贷漩涡无法的经历。第二部分“快节奏的城市”完成于1984年,了飞速发展的计算机化潮流对人们,尤其是科技行业从业者的和异化。例如,有程序员坦诚自己于以二进制为基础运行的计算机世界,对于复杂多元的人类世界反而难以适应:“如果一件事不是黑白分明,我心里就会着急得不行。一件事非得分出个对错不可。所以看人的时候,心里总觉得非得给他定性、分群才舒服”(《饱食》第136页)。斋藤随之提出疑问“人们和计算机的感情愈发亲密的同时,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却变得空洞化。……我们这一列通往自闭化的列车会不会加速前行?”(《饱食》第163页)。有意思的是,他又一次准确预言了30多年后社交网络在极大程度上已取代现实人际网络的现状。

  斋藤指出,“思秋期的妻子们” 是认识到自身所处困境,却无力摆脱;而她们的丈夫和《饱食穷民》里在职场拼杀的男性受访者甚至满足和自豪于自己被工作无限的生活:“他们对我这样一个毫不相干的外人说起自己的工作时,没有丝毫抱怨的辛酸,听起来更像是欢快地高‘我的生活意义’,‘工作价值’。可在我看来,这些男人身处企业和的框架里,像被什么东西附身般,到一条单行道上,只会马力全开地向前冲。我总觉得在他们激昂的话里,夹杂着某种悲哀”(《妻子》第188页)。于是,当终于被工作压垮或以种种形式被职场所抛弃后,他们很容易陷入、困惑和迷茫无措的状态无法自拔,乃至以书中提及的主动失联、酗酒等极端方式宣告人生的暂时终结。尽管斋藤对这些受访者的命运不无感慨,但仍不留情地指出他们罹患时代病症的根源在于“前就极度贫瘠的人格特性”(《饱食》第162页)。换言之,他们需要依附于某些外在事物,否则便无法存活。就此问题,斋藤又一次将矛头指向了学校和家庭教育:“大家都没接受过这样的教育,不知道完整的人生该怎样度过。……日本看似是个大国,但每一个国民的内在竟如此贫瘠,像无根飘摇的小草。如果说我们成年人已至此,难以改变,至少要从小孩子的教育开始着手做些什么。”(《妻子》第88页)。他反复呼吁读者“拓宽生命的深度与广度”,在时代狂潮下守护个体的完整与充实。

  在1998年11月发表于《朝日新闻》的一篇文章中,即时文化斋藤回顾了35岁时一位中国记者他投身漩涡、袖手旁观的往事。他写道:“对于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光凭冷静客观的观察是无法捕捉的。记者只有置身于弱者的中,彻底从弱者的角度出发观察世界,才能接近现实的本质。那一夜听到的话,让我自觉‘中立、、客观’这一常识的虚假面,我引以为戒,并珍重地铭记了下来。”《日本世相》系列便是斋藤站在弱者立场,观察和剖析世情变迁的集大成之作。他给予“患者”莫大的同情之理解,以手术刀般的犀利精准划开时代的,希求终止“时代囚徒”们的之旅,帮助他们重获内心的平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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